凌晨三点的键盘声敲得指尖发木，我盯着屏幕上没发完的诈骗话术，猛吸了口烟——手机亮了下，是阿晴的朋友圈，定位在马尼拉的海景别墅，她穿露背长裙靠在男人肩上，无名指的钻戒晃得我眼睛疼，配文是“先生送的周年礼，喜欢”。 那个男人，是我们之前待的园区盘总。三年前我和阿晴挤在飞往西港的廉航经济舱，她把头靠在我肩上说“等攒够钱就回国，在老家开家奶茶店”。落地头个月，我们住的铁皮房漏雨，半夜我起来挪盆接水，她拽着我衣角说“没事，两个人挤挤就暖和”。我在园区做狗推，每天敲键盘到凌晨，她在食堂打饭时总多给我盛一勺肉，说“你得多吃点，不然扛不住加班”。 变化是从她被调去盘总办公室打杂开始的。起初她还会跟我吐槽“盘总秘书架子大”，后来慢慢不怎么回我消息，穿的衣服从淘宝货换成了我叫不出名的牌子。有次我下班撞见她坐盘总的奔驰回来，她看见我就躲，我追上去问，她突然红了眼“我不想再住漏雨的房子了，不想每天吃寡淡的河粉，你能给我这些吗”。 那天她收拾行李走了，我翻出抽屉里她画的奶茶店草图，纸都泛黄了。现在我还在敲键盘，主管催业绩的吼声隔三差五炸响，烟蒂在烟灰缸里堆成小山。偶尔刷到她的朋友圈，不是在游艇上喝红酒，就是在免税店晒大包小包，笑容还是以前那样甜，可再也不是因为我偷偷给她买了串烤鱿鱼而笑。 前几天在夜市遇到老同事，他说阿晴现在是盘总明媒正娶的夫人，园区里没人敢惹。我蹲在路边啃着冷掉的河粉，突然想起三年前她攥着我手说“我们要一起好好的”——原来“一起”这两个字，在美金和别墅面前，这么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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