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那天的太阳像被酒精蒸发过一样,黯淡无光。刚从缅甸那圈儿里硬生生爬出来,整个人像被风吹瘪了的气球,脸上发现裂缝,心里到处是被钉过的洞。我在老城的茶楼里坐了半天,想着自己还能不能当个人,忽然门口一阵脚步声,熟悉得像一把旧钥匙——江姐。 她比以前更消瘦了,嘴角那抹笑也失了温度,眼里像是被盐水泡过,透明却发苦。她一坐下就把外套拢紧,声音小得像抽纸:“你还在这儿混?” 那一刻,所有往事一股脑儿涌上来:澳门的灯、星际的夜、她因为那通手机哭得稀里哗啦的模样。她没有卖弄强势,也没有责怪,反而像个被风吹到窗下的纸片儿,小声说:“我把房子也卖了。公司也卖了。欠债……欠的人多到数不过来。” 我没法说教,什么都没法说。我们就那么坐着,茶水一杯接一杯,像两个没根的人互相倚着。夜晚来得快,外面霓虹从赌场那边倒灌过来,把街道映成浪费的彩带。她说话慢吞吞的,像在跟自己说话:“我以为输掉钱就输了,可是并不是,输了以后走在大街上,连当人都不像了。” 我看着她,心里像被人反复搅动。她的堕落曾经把我拉下悬崖,现在她又出现在我面前,像来索命也像来求救。我伸手去掏口袋,掏出几张皱巴巴的票子,递给她。她推开,眼里有光,有羞赧,也有不愿意接受别人的可怜。 那一夜我们没有去赌场。我们在小旅馆里把被褥叠得跟平常一样,像要欺骗自己:又能开始了。但我知道,这是和好远不止和好那么简单。
和江姐重新跑到赌桌上时,我带着一种奇怪的平静。我们俩像是合伙犯罪的搭档,默契里夹着怜悯与算计。江姐赌起牌来比以前更激烈,输了便咬牙补上,赢了又把钱塞到箱底,像是在存一枚枚救命的硬币。 我们有几个晚上真的小有斩获,那种胜利感像冰凉的泉水,从肺里直冲到头顶:二十万、三十万,数字在筹码上堆高,周围人会投来艳羡的目光。我看着她那嘴角的弧度慢慢回暖,心里既庆幸又恐慌。庆幸是她看上去不像个要消失的人了,恐慌是我清楚这条路上的危险。 江姐会在桌边轻声对我说:“你什么时候才能真心不赌?”我说:“等这笔债还完。”她点头,像答应了某个不可靠的约定。 可风总是在赢的时候转变。一次我们押下大注,原本的长龙断了,十几万在一瞬间化为乌有。那晚她关上房门不出,整夜没有开灯,门缝里透出她颤动的影子。她在枕头里哭,声响被我听得清楚。我第一次觉得胸口被拧紧,不止为钱,更多是为她的狼狈和我们之间那条越拉越松的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