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驻秘鲁特约记者 余成 环球时报记者 李迅典 唐亚】编者的话：拉丁美洲正进入2025年至2026年的关键选举周期，玻利维亚、智利、哥伦比亚、秘鲁和巴西等国将选举新总统，阿根廷今年10月也将举行议会选举。这一系列选举将决定该地区的政治与经济走向。

西班牙《国家报》称，近年来，拉美经历了“新右翼”实力的增长，其特点与传统的左翼和右翼都有区别。“新兴起的拉美右翼以一种复杂的方式融合了希望恢复秩序和反现状的形象，但它们只是适应了新情况。”拉美国家的选情、政治情绪与文化变革之间存在怎样的关联？背后是否有美国的因素？“新右翼”如何吸引并说服其追随者？随着“新右翼”在拉美逐渐兴起，该地区将面临哪些政治挑战？这些问题都将伴随关键选举周期为人们所关注。

谁被划归为拉美“新右翼”？

在近期举行的玻利维亚新一届总统选举中，两名右翼政党候选人将进入于10月举行的第二轮选举。彭博社称，这一结果标志着在左翼执政20年后，玻利维亚“突然右转”。

英国《经济学人》周刊去年4月就刊文说，拉美“新右翼”的兴起始于2018年博索纳罗当选巴西总统，接着2019年布克尔在萨尔瓦多当选总统，到2023年米莱和诺沃亚分别当选阿根廷、厄瓜多尔总统。布克尔于2024年连任总统，诺沃亚也于今年成功连任。有分析认为，“右翼浪潮”正在冲击拉美的“粉红色浪潮”。

拉美学者大多认为，该地区的“新右翼”概念最早在1970年由阿根廷学者何塞·路易斯·罗梅罗在其《拉丁美洲右翼政治思想》一书中提出。罗梅罗在书中写道：“任何意识形态或政治运动，唯有置于其诞生与发展的真实情境和争议博弈中，方能被理解。”事实也是如此，面对21世纪的社会与政治变革，拉美的右翼思潮不断强化，呈现出新形态。

“对于如何定义拉美近年来出现的‘新右翼’浪潮，政治分析家仍存疑虑。”非营利组织“拉丁美洲北美大会”在其报告中写道，一位因在阿根廷电视上的夸张表演而非政治主张闻名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在2023年击败了左翼“庇隆主义”总统候选人；一位退役陆军上尉在巴西议会“底层”蛰伏25年后，于2018年当选该国总统，好在2022年左翼卢拉再次赢得大选；2019年年底，智利民众还对皮诺切特独裁政府的新自由主义遗产表示谴责，然而4年后，在重启制宪的过程中，多数选民却选择支持由卡斯特领导的极右翼政党共和党……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美所研究员徐世澄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外界一般将阿根廷现总统米莱、萨尔瓦多现总统布克尔、厄瓜多尔现总统诺沃亚、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等划归为“新右翼”的范畴。他介绍说，2023年1月1日巴西劳工党领袖卢拉就任总统，拉美第二次“粉红色浪潮”达到高潮，但一周后前总统博索纳罗的支持者策划大规模骚乱；2023年11月19日米莱当选阿根廷总统，使“粉红色浪潮”开始褪色，右翼势力呈“回升”趋势。徐世澄认为，“新右翼”的兴起表明拉美地区政治力量对比继续演化，左右之争趋于白热化，政治钟摆开始向右倾斜。

智利天主教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教授卡尔特瓦塞尔表示，在激进右翼势力兴起方面，拉丁美洲不再是例外，曾经这种现象似乎只发生在面临移民冲突的欧洲。他表示，拉美的社会经济不平等，使人们认为在民主竞争的场景中，左翼相比右翼更有优势，前者更能响应“强化国家职能以应对不平等现象”的普遍诉求。因此，21世纪初拉美迎来左翼“黄金时代”，大量研究应运而生，而该地区的学术界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对右翼的研究。

不过，卡尔特瓦塞尔强调，左右翼关于“不平等”的政治之争，不光是源自社会经济层面，也源自社会文化层面。右翼通过聚焦社会文化议题与左翼相区别，激发民众的潜在诉求。他认为，拉美近来兴起的“新右翼”通过刻意攻击“政治正确”，批评进步理念，既与左翼划清界限，也与传统右翼相区别。“新右翼”将社会文化维度置于社会经济维度之上，并将社会文化不平等问题政治化，旨在动员社会中的富裕群体以及在道德议题上持保守观念的普通民众。在拉美民众的关切下，“新右翼”还普遍倡导对犯罪采取严厉的惩罚性政策。

谁在助力“新右翼”势力兴起？

拉美学者认为，“新右翼”在拉美地区势头渐起绝非偶然，但由于该地区对右翼研究的缺失，学界目前尚无足够理论来解释这一现象。不过，也有学者提出几种假设，对拉美“新右翼”的兴起作出“初步诊断”。

智利天主教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教授卡尔特瓦塞尔分析称，拉美左翼的“黄金时代”日渐式微是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结果，其中包括大宗商品价格繁荣期结束以及腐败丑闻被政治化。此外，由于犯罪与公共安全问题严重影响了拉美民众的日常生活，“新右翼”得以将这一关切政治化，以批评带有不同政治色彩的政府，并将自己塑造成“唯一愿意采取极端措施解决问题的政治选项”。他还表示，传统右翼的衰退也促进了“新右翼”的兴起，当传统右翼无法提出能广泛吸引选民的政策方案时，便会产生“代表性真空”现象，“新右翼”势力则借机吸取选民。因此，拉美“新右翼”不仅批评左翼，还试图与传统右翼区分开来并超越后者。

卡尔特瓦塞尔说，最后需要注意到，拉美“新右翼”无疑受益于全球极右翼抬头的大环境。“在一个日益互联的世界里，政治行动者并非在真空运作。”湖北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院长吴洪英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全球政治保守化推动拉美“新右翼”渐起，二者形成“相辅相成”关系，拉美“新右翼”构成全球右翼的一部分，并通过美国保守派政治行动会议（CPAC）与全球右翼联动，同时反哺全球右转趋势。1973年由美国保守派团体创建的CPAC在拉美地区大力传播极端保守主义思想，对拉美“新右翼”势力影响很大。

徐世澄补充说，拉美“新右翼”政客不仅亲美，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关系密切，还与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的右翼政党联系密切。西班牙极右翼政党“呼声党”主持的“马德里论坛”第三次会议便于2024年9月在阿根廷召开。

为了适应新环境，拉美“新右翼”复杂地融合了回归秩序与反现状的形象，并将矛头对准社会文化领域。“无论我们治理得多好，政治上多出色，不打赢文化战，一切都是徒劳。”米莱于2024年12月在CPAC的一场活动中强调。西班牙《国家报》称，米莱的话揭示了以他为代表的“新右翼”对文化战的痴迷，源于黑人运动历史的“觉醒”一词，不久前在西语世界还鲜为人知，但在“新右翼”的推动下，该词最终进入了公共话语体系：起初用于批评某种过度“说教”进步主义，如今在西语世界已经变成对抗整个进步主义的战斗口号。进步主义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兴起的中间偏左政治思潮，主张通过社会改革推动经济发展与公平分配，强调国家干预与制度革新。

《国家报》报道称，尽管中左翼政府在拉美地区占主导地位，但其在与“新右翼”的文化战中显得势弱，后者甚至在街头和社交媒体上与前者争夺阵地。“‘新右翼’在社交媒体上通过恶搞、挑衅、围攻等方式让进步派对手疲于防守。”

此外，“新右翼”阵营还赢得了大量年轻人的支持，其话术似乎更能体现当前的社会技术变革。《国家报》表示，这不禁让人推测，2025年至2026年间，拉美地区的许多左翼政府可能会被右翼势力所取代。

关键选举期，谁将加剧左右博弈？

今年7月21日，智利首都圣地亚哥举行了一场名为“始终民主”的五国峰会。峰会期间，巴西总统卢拉、乌拉圭总统亚曼杜·奥尔西、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以及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同智利总统博里奇就多国民主衰退的现象发出警示。多家拉美媒体分析称，智利将于今年11月进行总统选举，该国当前政治氛围高度极化，这场峰会选择在智利首都举办“意义特殊”。

民调显示，来自智利中左翼共产党的珍妮特·哈拉将对战极右翼共和党候选人卡斯特。卡斯特曾于2021年与博里奇角逐总统职位时落败，今年他成为智利大选民调数据中的一匹“黑马”。西班牙《国家报》评论称，智利的情况折射出拉美地区的诸多现象：极右翼兴起、传统社会民主主义危机、选民波动性增强、对政党的排斥。同时，智利的情况也体现了执政左翼政党无法激发民众热情、争取连续执政的难度加大。

《国家报》认为，如今拉丁美洲左翼面临双重危机：温和的中左翼势力失去了其政治魅力与吸引力，21世纪初兴起的左翼力量似乎也失去了曾经的动力，后者的衰退从阿根廷的“基什内尔主义”、玻利维亚的“埃沃（莫拉莱斯）主义”、厄瓜多尔的“科雷亚主义”暂时失势便可见一斑。

据墨西哥《经济学家报》分析，在媒体和公民社会层面，拉美地区呈现出复杂信号：对传统精英的厌倦与对能带来成果的政府的强烈需求并存。拉美多国的民调显示，相当比例的民众希望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来应对社会安全以及政治分裂等问题。

在即将到来的2025年至2026年的拉美选举周期里，多位拉美国家总统即将卸任，外界预测他们中的一些或将被右翼势力取代。吴洪英表示，预计未来，拉美地区“左右翼”博弈加剧，政治“拉锯战”更频繁，社会撕裂更深化，民主制度面临严峻挑战。

智利学者蒂特尔曼曾提出过一个问题——在经历了民主史上前所未有的抗议与不满浪潮后，智利民众是否还愿意让国家重回“乏味”的状态？《国家报》称，拉美地区的问题也在于此，民众是否愿意让世界变回“乏味”的样子。

不过，也有观点认为，除了萨尔瓦多总统布克尔外，拉美“新右翼”均尚未成功推行其政治项目，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因策划政变获刑27年零3个月，米莱的执政未来将部分取决于阿根廷今年10月的议会选举，智利的卡斯特仍需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争取胜利。人们有理由相信，左翼仍能代表拉美广泛的社会群体，拥有相当强的动员能力。“事实上，‘新右翼’的部分激进性，正是源于对左翼重拾自信、转入攻势的恐惧。”